（上接第1840期）我大声说：“大家都评评理。”接着我就数落他，我说：“姓蔡的，你是大各庄人，我认识你，你家三代吸白面，不干正事，外号活土匪。”我说：“下次过堂拉他，他家藏八路，是八路派进来的。”大家早就气坏了，一口同声的说：“对，这个浑蛋，早就该拉他。”我接着说：“谁在狱中出了事，就找他家，出去找他家没完。”
蔡保恒没等我说完，早就软下来了，直央求我：“高荣兄，别、别我错了，我改一定改，再也不敢了。”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一看他的狼败相我说好吧，大过年的，闹的都不欢气。我说：“你告诉孙所长我有事找他，带个话。”他问我还有什么事？我说：“你能办的，也就是给我们找本皇历，没事我们算卦玩，再找几本济公传、三侠五义、杨家将什么书都行，过年吗，图个穷乐呵。别的事你做不了主，我和所长说。”他说：“好说，好说，你大人不记小人过，我改，一定改。”我说：“这个嘛可以，做人吗，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，这就叫不打不相识。”
第二天早晨，蔡保恒早早的叫我到外边，我和狱友们声明，我回来没事，我要有事就找蔡保恒。我说：“你姓蔡的没安好心，陈景谦、朱保民跟着我。”他把我们带到小庙后边，央求我不要拉他，他为我办事，找来了小人书和皇历。他问我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大各庄人呀？”我说：“我做小卖买，经常到你们村，什么事都知道。你姓蔡的今后对我好，咱们是朋友，你要闹腾我揭发你，我的事你也听说了，日本人我都不怕，我怕你吗？你说为我办事？叫陈景谦和朱保民去伙房行吗。”他说：“行，我能做主。你的事我听说十二种刑都不怕，是个好样的。”我说：“你知道就行，今后你对我们好点，你有饭吃，不然你兜不起来。”
下午，孙所长（山东人）亲自来到大牢，问我：“高荣，你有什么事？这里说方便吗？”我说：“方便，哪都行。”他说：“你跟我来吧。带到了他的房间，问我有什么要求。”我说：“我代表狱友们的要求，要象个过年的样子，一、打扫牢房，二、剃头刮脸，三、改善伙食。”他似乎有些为难，我说：“行就行，不行给个痛快话。”他说：“打扫牢房我答应，剃头拿刀子在牢房犯规距，改善伙食没钱。”我说：“好办，剃头、刮脸不在牢房里，你不相信派人看着，带出一个剃一个；伙食你派人到北关卖粮点，记我小铺的账，先弄几代白面，还有玉米面，连你的弟兄一起，不够在取，南关肉铺弄一口猪，给大家开荤，找掌柜的就说我定的连夜宰，明天用，我不用开条子，提我就成。”
正月初三晚上，他也收到了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、分化瓦解敌人、讲统一战线政策和我军节节胜利消息的传单。我被抓以后，他也知道了我的情况，我来之前李义生对他有个交待。他知道我和陈景谦、朱保民是一个村的，把我们安排到了一个牢房。这次我给他划的道，他也认为可以，借过年的机会，也是个借口，叫我有事再找他。大正月的，狱友们吃了顿肉饺子，狱中的牢头、听差都跟着沾光，蔡保恒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马屁拍的山响，为他减轻罪过，也等于帮了他。自此，我们在狱中剃头刮脸，我在一边看着，八十多名狱友都剃完了，我才剃；清扫牢房、讲济公传、粉红楼、胡奎卖人头、救罗昆、罗灿这些故事。吃喝不犯愁，没事算卦玩。给好人算就是吉兆，给坏人算就是凶兆。
我的战友一刻也没有忘记对我的营救，李中西、纪率珍在各村干部、群众中讲，大肆宣传，日本人向各村要花姑娘，是非正义的，不是什么中日亲善，大东亚新秩序，天主教民更是把这些舆论，扩散到北平，日本人也怕把事情闹大，不可收拾，这件事慢慢的淡化了。
我在狱中又呆了二十四天，从团结十几个人开始，狱友们通过正面交锋，再也不沉默忍受，大家团结起来，显示了团结的力量。我在县城被关押了四十二天，二月初七下午，梁秀荣、邢克让二人，带着手枪来到监狱所，点名叫我出来，由孙所长陪着，一块消了号。把我带到南大街鲜货铺，简单商议后，由他两个把我送过贾庄，到了姚庄，告诉我尽快离开，不要走大路以防有变，到家不要停留。正巧宋焕章带着三个人回家省亲，于是四个人陪着我回到了高庄。
我一进家门，两个妹妹扑到我怀中，哇哇的大哭起来，家中一夜，没有清闲，话别之情难以言表，真是悲中有喜，悲喜交加，就像死后重逢，境外相遇，我也不相信我还能活着回来，而且这又是真的。还得感谢党，感谢乡亲们。听到动静，左临右舍的过来看看，消息很快传开。一大早，高振山、牛兴吉、高风歧、牛步云、刘增、徐振凯、王小芳、刘振元、牛兴寿、还有十五名狱友李桂森等好多人都来看我。天主教神甫普怀恩亲自过来和我约定，给我压惊，接风洗尘，更叫我感动。
村中乡亲们为我杀了三口猪，分着摆了十几大桌酒席，大家聚在一起尽叙担心之痛。张永福带着手枪队的三个人也来看我，宪兵队的梁秀荣、邢克让不放心也带来几个人，专门来探视问询。他们碰到了一起，我叫徐振凯把他们分别安排就席，张永福的抗日先锋支队执行着特别任务，由保公所全体人员、高振山，牛兴吉陪客。梁秀荣的宪兵队从事敌工派遣工作，由二十四大家、天主教前后管事的，徐振凯、刘振元陪客。两部分都是单线联系，虽为同志，各有所属，虽然相见，而难相识。我心里明白，即不能介绍，又不能说穿，虽互有疑惑，相互点头一笑，分别就席。
夜间我才和李中西、李云祥、李玉和、范合专门见了面，王履君听高风歧一说，从上岔河特意赶回高庄。久别重逢的战友、生死过命的兄弟，撕心裂肺，坦诚直白。我简单介绍狱中情况，他们知道的比我还要多。时间关系，容不得多叙，谈工作要紧，根据王履君带来的上级指示安排，我明晚十点必须撤离转移，组织另有安排。明天我还要应酬天主教神甫安排的茶话会，这时我有两项工作必需交待清楚。
一是情报站的工作，虽然经朱干、中西、云祥同意，已经向李玉和进行了交待，二十三个情报组更详细的情况，还要进一步交待清楚。接头人、方式、暗语、暗号、时间、地点。原来只有我单独掌握，属于我的下线，是由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决定的，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，情报来源有直接间接，有真名也有假名，真假虚实，虚而实之，实而虚之，真中藏假，假中有真。七个站点我已交待，新开辟的站点，李玉和比较清楚，除了情报组还有除奸组和奋勇队，我都向李玉和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。
对高庄我介绍的比较详细，高风歧被派到交通站配合王履君工作，褚子光又担任了支部书记，第二党支部高振山为副支书，支部委员杨殿辰、牛兴寿，杨焕亭，情报组长高振山，下设三个小组，一组牛兴寿、高如、李双歧，二组杨殿辰、练明珍、牛友司，三组杨焕亭、练志国、朱殿起、张双喜。二是向高振山、徐振凯分别交待村中的工作，十五个人在狱中的表现，如何保护我县、区干部，需要规避的风险，团结教友信众，确保群众的安全，特别是抗属的安全事项。他们两个有许多话要对我说，徐振凯表示：“高荣弟你放心吧，这么大的事都过去了，在抗日政府的领导下，没有过不去的坎，我徐振凯跟着共产党没有二心，这些领导只要在高庄一天，我保证他们的安全，你一百个放心吧。”
白天徐振凯以保公所的名义，为我压惊，分别举办有保公所全部办事员，二十四大家，天主教前后管事，普济教领主，和十五名狱友参加的酒会，由我小铺出钱支付，又宰了几口猪，每户分得三、四斤，以表达我对全村乡亲们的感谢。高振山、徐振凯代表我进行答谢，我也借此机会和大家见了一面以表谢意。
天主教神甫普怀恩，向徐振凯提出，特约我、王履君、纪率珍单独见面。普怀恩法国人，“七、七事变”以后，九月十六日，日寇制造了姜家营惨案，七十四户的小村、竟有一百三十八口人被屠杀。接下来的连续两天对霸县城内、南孟、何庄进行狂轰烂炸，炸死二十二人；三八年二月六日又制造了善来营、牛庄伙惨案，杀害四十八人，来高庄避难的多达几百户，多是天主教信众，呈给普怀恩万民衣、万民伞、祈求保护，给普怀恩树立功德碑。三九年三月日寇在夹河村架起小炮，炮打天主教堂，炸死教民杨焕文；炸伤二、三十人，教民周硕清负重伤，普怀恩帮助治疗、抢救，对日寇的暴行，普怀恩即有耳闻，又有目睹，更有体验。三九年日寇在高庄建起岗楼后，收缴教堂三十二支毛瑟独击枪，日本人经常到教堂闹腾，年青妇女无处躲藏，强迫全村人脚踩圣像取乐，神甫忍气难碍，控诉到北平西什库，日寇才有所收敛，神甫普怀恩嘴上不说，但能看出对日本人的不满。
为了满足普怀恩的恳请，我决定在我离开高庄之前，夜间八点见面。天黑以后我告别了父亲，和李中西、李云祥好多弟兄，由徐振凯、褚子光陪同王履君、纪率珍和我一起来到教堂。普怀恩早已准备好茶果之类，等候多时。一看到我们五个人，喜不自胜，满脸堆笑。这是他心目中最值得敬重的中国人，徐振凯、褚子光是高庄的顶樑柱，胆大心细，敢做敢为；纪率珍在妇女同胞危难之际，挺身而出，仗义直言，坦诚直白，敢冒风险；王履君扶危救困，胆气豪壮，舍小家而为大家，深受人们的敬重。在我回到高庄以后，为隐蔽我真实身份、摸清众信情况为我所用，经朱干、中西设计，经牛兴玉、杨金山介绍，四二年四月我参加了普济教会，（也叫大佛教，讲的是：普济、普利、普惠）和天主教也拉近了关系。
茶话会安排的果品十分丰盛，足以表示此时普怀恩的心情，我们首先对他为维护教友和难民的安全，进行了赞扬和感谢，对他全力支持和保护表示敬意。纪率珍找到普怀恩之后，在教堂内挖了三个大秘堡，褚子光、高振山借机分别给王履君、分区供给处陈振民、县大队宋焕章、先锋支队张永福挖了直通教堂的地道，直通教堂三个大秘堡，普怀恩暗中给我们的帮助很大。普怀恩说：“应该的，我不行，你们才是真正保国治国的。”称赞纪率珍是：“好样的，你们都是好样的。”
时间过的真快，十点我们辞别了普怀恩，李中西、李云祥早以安排吴同林在教堂门口外等候送我出村。吴同林把我送到村西大窑地，此时朱干派刘兵等十几名公安科干部已等候多时。我告别了乡亲、告别了战友，告别了一段叫人难忘的历程。从此踏上了新的征程，开始了新的战斗。
第八章
一、 交通站队
1941年1月霸县抗日政府建立了公安局，朱干（李福臣）任局长，公安局建立正是在百团大战结束后，形势开始趋紧之时，朱干决定建立一个情报工作站，以便掌握敌我动态，来应对这一变化。
这一重任交给了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王履君同志，王履君是中共早期老党员，一九二五年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，同年入党，先后到天津、奉天进行敌后斗争，对敌斗争经验丰富，深知情报工作重要。情报工作站是掌握敌我动态，上下联络的中枢，紧要机密，任务繁重，责任重大。
情报工作站选择在了新城、固安、霸县、雄县交界的上岔河村，地处三角中心区，便于隐蔽活动，西南部是分区、地委、机关主要活动地带，东边、北边是群众基础较好的抗日根据地。王履君曾经在这一带利用扛活，掩饰其开展地下抗日宣传活动，有很好的群众基础。
情报工作站建立在四一年“六、一二”大扫荡前后，八月初局长朱干就选择了十几名同志，参加开展隐蔽工作。八月中旬我在上岔河接受了五个夜晚的培训，就是由王履君介绍的开展隐蔽工作的经验等具体办法。这些参加隐蔽工作的同志都是单线联系，各有任务，王履君和他们都有联系，都能掌握。
一九四一年九月以后，我十分区把十二个县划分为三个联合县，三角中心区就在第二联合县南部。分区计划在板家窝建立一个交通情报站，以恢复被敌人摧毁的联络渠道，多种原因未能实现。第二联合县已经建立起来的情报工作站，自然也就承担起了分区的大部份任务，做为三个联合县的结合部，情报工作站不但承担着和分区的上下联系，而且还承担着和一、三联县的联络任务。情报、交通是一项工作的两个方面，这时工作任务加大，二联县组织了交通小分队专门负责外事往来，撤底改变了因“六、一二”大扫荡，造成的曾一度中断联系的局面。分区也曾派于中、郭风池、罗干先后担任过分区的交通队的队长，王履君负责文件、书信、情报分发，交通员负责传递。
为了打通分区和平汉路西的联系，分区从部队、县、区抽调地理熟悉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、战士组成特别工作队，专门建立一条通往山区的交通线，领取上级文件、报刊、信件等材料、护送往来干部。后来又组织武装小分队，夜行晓宿，绕路绕山，严寒酷暑，避开敌人监视，穿插在敌人点线之间。我抗日先锋队张永福、祝风山、高风歧曾多次参加武装小分队活动，护送任志远专员去边区，接送旷伏兆政委来十分区任职。有时领取的文件资料每人数十斤，肩背人扛，负载远行，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。
这是一条从十分区一溜米、上岔河出发，后转移到横庆，途经新城方官、取堤、城坊、石亭、张坊、九渡、易县、房山，分别穿越松林店、涿县两个铁路线的交通线。沿途获得了当地群众的帮助和支持，并设立多个站点，马踏营就是其中的一个，通过朋友刘明俊介绍，争取了保长刘光汉的协助，使最初的开辟工作进展顺利，刘光汉多次参加亲自护送，受到了刘秉彦司令员的接见和表扬。
还有一条是由分区建立的情报站，最初给杨风楼购买了一辆胶皮大车，交给杨凤楼开磨房为名，建立西粉营面粉厂站点，杨风楼善于经营越滚越大，又买了几辆大车开煤场。借以掩护我伤病员多人，又以进山拉煤为由，打通了经固安、涿县、到房山的交通线。装载粮食、药品、酱菜、食盐等物送往山区。有时张永福伪装成讨伐小分队，保护押运。我回到高庄一年半，以我小铺的名义先后给分区陈振民，张风荣提供食盐五万斤，酱菜十几万斤，每次都能避开敌人的捡查，或掩饰通过。
我交通小分队带回文件、各种资料后，王履君带病坚持即时分发，从不耽隔，遇有重要紧急情况，自己亲自即时交送，不管白天黑夜，不畏艰险。有时带着女儿王小芳（王桂芳）作为掩护，小芳从小受父亲教育、影响，得到了锻炼，每到一处小芳在外边站岗放哨，以成习惯。四一年小芳才十二岁，智送情报，是我高庄情报站最小的情报交通员，四五年小芳已长成十六岁的大姑娘。五月二十三日，李桂森交给小芳一件紧急情报，日伪军集结了永清、南孟、胜芳等地一千五余百人，正准备从高庄出发去围剿我十分区抗日根据地，一溜米一带。小芳接过情报，一口气跑到岔河集姚家圪垯，（六里地）找到我，小芳跑的满头大汗。我接过情报，十万火急，我立即安排岔河集情报组长张金朋，火速去米黄庄（十五里左右）分区机关，找王履君，情报交通站；我立即赶回祁岗我五区驻地，迅速把这一紧急情况，报告给了刘秉彦司令员，此时刘秉彦司令员正带领部分武装在永清一带活动。我然后找到县武委会主任张致敬，组织双堂、贾岗、宫岗、段岗、程岗等二十几个村，召集各村武委会保卫团，组织外围战解围，旷政委利用地道作依托，坚守七天七夜，在我内外夹击下，敌人集结五千多兵力，被我歼灭一千四百多人，顺利转移。
二、乡丁伪警
1、乡丁桂森
四一年春天，霸县和天津的两个联队的日军一千多人，又配备二千多名伪军对准霸县城西到白沟之间，反复拉锯扫荡，使坚持在二区的县、区干部藏无可藏，躲无可躲。叛变投敌的、妥协回家的、脱离队伍的、躲藏外地的都有。
县政府秘书李中西、区委书记李云祥、妇女主任纪率珍、我和李桂森，还有小柏林庄的刘树德，我们隐藏在小柏林庄村南大洼地，坚持了三天三夜，又困又累，又渴又饿。日伪军白天扫荡，晚上住在这几个村，有家不能回，有村不能进，实难坚持。李桂森提出冒险进高庄摸下情况，叫我们等待消息。他从西门围子摸进了村，找到陈景谦，叫我们天黑以后，化装成农民，从西门围子由陈景谦、朱保民等候进村，直接到徐家大院，北院粉房有夹壁墙，能藏五、六个人睡觉。我们几个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悄悄的住了六、七天，吃喝陈景谦、朱保民派徐润洲给送，李桂森借口在外扛活，回家种地为由在家住下。
李桂森三八年参加村自卫队，三九年参加了县政民干部训练班，之后分配到二区任自卫队副大队长，期间经区委书记李云祥和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因文化较低自愿担负保卫、供给、通信、伙房等具体工作，兢兢业业，县大队长冯景山多次提调县大队，李云祥舍不得放手，专为县大队找了个做饭的厨师。李桂森对党忠诚，三九年县大队靳国梁叛变，扣押了县长马建民等同志，得到消息后，到前狄庄找到区委书记李云祥，组委范合，在冯振营家了解到具体情况。保护着三中队孔岫生指导员赶到侴辛庄扣押现场，又保护着把马建民等人转移到牤牛河以东的安全地带。
此时正当敌人猖狂之际，经中西、云祥，决定派李桂森回村隐蔽，以便于保持和陈景谦、朱保民的联系，来应对敌人反复扫荡，打破被围困的局面。由我负责找李桂森谈话，转达中西、云祥的想法，李桂森当即表示：“你和云祥书记介绍我入党，是组织相信我，看得起我，我听你们的，只要打鬼子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”就这样我们在高庄安排了自己的内应，李桂森在家挖了个能藏二、三个人的蛤蟆蹲。
1941年3月就在李桂森回家几天，村党支部书记褚子光，组委高振山给区委写信，反映地主李立方、王士贤妄图推翻抗日政府制定的合理负担。这时正在给日本建岗楼、挖县界沟、挖围村壕，出人、出钱、出粮，各村维持会都是按合理负担分派，有的地主一看日伪军，反复拉锯扫荡，李立方扬言：“皇军这一扫荡，把大部队都追进山里边了，就几个县、区干部还能闹腾几天，非叫皇军抓了不可。”这时维持会长石俊山接下来说：“照你说的，大部队出不了山，咱们这几个村只有几个县区干部，在咱高庄村围子，拿一棵高粮桔戴上日本帽子一立，吓死县区干部不敢进高庄。”副会长徐振凯当场反驳说：“咱们维持会全是中国人，为什么吹捧日本人呢？目地不强，要借机会把合理负担推倒。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按抗日政府指示的合理负担，派民夫、派粮、派款，我叫日本人杀了，我落个中国人，也不能当汉奸。”小柏林庄联络员刘树德、后狄庄联络员张歧，临津联络员徐玉恒等说：“咱们都是中国人，不能把中国人看成真正的亡国奴，咱们大部队多着哪。想出山就出山，咱们不能小看了自己，更不能真心实意当汉奸。”徐振凯又说：“说的对，能叫日本人杀死，是一个中国人，不给老人、儿子留下骂名。”李立方一看大家反对他，红着脸走了，王士贤没说话也蹓着走了。
我看完李桂森送来的信，我告诉他，我二、三天去高庄，你叫高振山和你在西门围子等我。我拿着信找到李中西和李云祥研究，一、二区九十三个村执行了合理负担，现在，没有被推倒的只剩下十三个村还能执行，如果再被推倒，今后恢复更加困难。我们决定，冒险进高庄，把地富的疯狂苗头压下去，给十三个村撑腰。我和李中西从临津出发，我陪伴化装成请医生的，李中西化装成看病的中医先生。从西门围子进了高庄。有二十四大户头目人刘振元组织的二十四大户、天主教二十四个前后管事的、贫雇农代表，有八十多人参加的大会，会上李中西代表抗日政府讲话，点了李立方、王士贤的名字，大会开的十分成功，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好评。
这天高庄住进一千多名日本扫荡队，李桂森配合高庄党支书褚子光、高振山，和青年保卫团的暗中给我们站岗放哨，这在当时非常残酷的环境中，告诉人们抗日政府没有被消灭，抗日政府始终在领导着人民的抗日斗争。这天夜间有汉奸告密，南孟的日伪军包围了临津，可巧我和李中西去了高庄，敌人直扑韩四家，扑了个空，抓走了地主刘三和他的侄子。事后老百姓说：这是鬼使神差，天意的安排，邪不压正，顺天意得民心的得天下。会后，由李桂森带着我和李中西住在了牛宪忠家，两天后，讨伐队走了，李桂森把我们送到小柏林庄刘汉武家。
四一年八月以后，我在高庄建立了秘密情报站，在李桂森的配合下建起了二十几个秘堡户，李中西、李云祥、纪率珍、李玉和、刘广钰都有了自己可靠的隐蔽住户。在李中西的策划下建起了真心向我，对敌应酬的伪大乡，大乡长郑兴桥、副乡长王汉章（王汉清）为我所掌握，文书张朝五、李振，借机安排了李桂森、临津的路义两个大乡丁。这样我们对高庄村的敌人动向，又多了只眼睛，为我即时掌握、传送情报多了个好帮手。
四一年九月初，我获知县长孔庆英、政委孔岫生被敌人追了两天，刚到达临津，我从三个方面获得紧急情报，敌人晚饭后出动去包围临津。李桂森在大乡所获得两个方面情报，一是证实敌人确实要准备出发，二是确实有汉奸向大乡所告密，说临津住下县政府，为我除奸小组查出汉奸提供了帮助。当即我叫李桂森拿了条绳子，把我送下围村壕，给二孔送信，并协助二孔成功脱险。三天后，李桂森又获得驻高庄的日伪军准备到前狄庄，包围我县大队，我派李桂森送出，此时高庄的四个围子门已被封锁，严禁行人出入，李桂森转了四个围子门，实难送出。在这紧急情况下，想到以岳丈急需用药为名，叫自己的老婆左玉花，在陈景谦等掩护下，险过西门，送交了情报，我安全转移，敌人围捕失败。
我抗日先锋支队活动在围村壕以西，张永福带领几十名队员，急需几百斤面，深夜李桂森和副保长刘汉文，推着五百斤面，送到小柏林庄，转交到张永福手中。县大队长宋焕章的父亲找到我，筹借粮食以渡春荒，我叫李桂森以大乡所名义，在集市购买到一百五十斤，这天下雨，李桂森推着小车，给宋大伯送到家中。李云祥住的赵家务老堡垒户张申家有困难，多由我小铺出钱，李桂森负责购买送去。
回到高庄，我有两个好帮手，一是徐振凯，为人耿直，胆大不怕硬，不贪财讲直理，小铺花钱自己拿，帮助困难户不计较，就是爱喝点酒随便；二是李桂森，忠实可靠，吃苦受累，不怕辛苦，说直理敢斗争。
2、伪警张树
张树同志是我二区自卫队一中队副队长，四一年三、四月以后开始进入最为残酷的时期，县、区干部都分散隐蔽，开始转入隐蔽的斗争，为有计划的掌握敌人内部情况，阻止敌人烧杀抢，经区委研究，为配合我隐蔽工作，派张树找到同村的乡亲顾百林介绍，在高庄当了警察。
四二年九月十三日，八联区区长李仲伦带领区小队二十多人，隐蔽在李庄杨俊杰家中，由于敌人暗探告密，南孟、霸县、高庄同时出动三百多名日伪军和警察把李庄包围，警察所负责包围西北角，这也是我突围的方向。张树趁机对警察所的弟兄们说：“就凭咱们这几支老毛瑟枪和几支破大枪，上去也是白送死，咱们使劲打，把子弹打光了，也好向上边说话。”说罢举枪就向上打，一时西北方向枪声大作，响成一片。区长李仲伦带领二十几名区小队员就是在这个方向成功突围，突围中打死一名日本兵。
战斗结束，张树带着警察主动进了村，组织群众烧水，拿烟，应酬日本人。按照已往日本打了败仗不是屠村烧房子，就是杀人，这次只是抓走了保长郄兴、先生石锦峰、群众李铎，后在南孟杀害。
后经张树和李庄情报组李增恩查明，是由住高庄的特务队发展的，该村暗探李西恩向高庄日本据点告密所为，除引来日伪军包围李庄外，还曾妄图堵门抓捕我八联区公安员路顺和我情报人员杨俊杰，经上报给公安科朱干后，政府派除奸科将李西恩抓出杀掉，挖掉了敌人在李庄安插的眼睛。
进入冬季十二月初，日本小队长加那叫张树带着两个化了装的日本兵，白天到李庄探路，夜间单独去李庄侦探，叫张树在村外等着。张树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了我，我通知杨俊杰安排应对。杨俊杰安排在李庄村外打了个伏击，打死一名，张树带着另一名跑回到高庄，说遇到八路了。日本加那吃了个哑巴亏，还说李庄好好的。把日本死尸弄回，李庄豪无损失。
四二年冬，一天夜间我分区供给处，陈振民、张风荣在李庄组织收集军鞋、粮食等物，送往山区。夜间装车时村中狗乱叫，惊动了高庄的日伪军，送粮的大车，刚离开村子，日本人就到了村西和村南。在房上放哨的民兵报告说：听到西边有大皮鞋声。我情报组长杨俊杰说：肯定是日本人来了。杨俊杰就喊：“打呀，八路来了，打呀八路来了。”全村人的火枪、土枪一起开火，一边乱喊。日本人叫警察前来喊话。说：“别打了，是皇军来了。”又叫张树、顾百林先进村，张树进村后，给大家交了底，一口同音是打八路、打土匪。然后组织大家迎接日本人，干部们心里有了底。大胆应负，一口咬定是打八路，打土匪。日本人一举大姆指说：“李庄好好的。”
我叫范合通过张树介绍，张双喜也当了警察，给张树增加了个助手，对掌握日伪军活动和团结警察所顾百林、所长刘宝昆都起了很好的作用。张树同志是身穿日本警察服，我隐蔽战线上的一个好同志。
三、忆儿童团
三八年我抗日政府建立后，三九年春，组织儿童参加儿童团，县、区都设有儿童团长，霸县的儿童团长是李焕章，二区儿童团长是李法田（李恒），儿童团的任务是：站岗放哨、侦探敌情、送信募捐、慰劳部队、抗日宣传。
一区有儿童团员二百多人，统一组织在我一、二区利用三天，排着长队，转遍了十里八乡。一路上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，前方打仗的消息，沿途接受人民群众慰劳部队的鸡蛋，上千个，送给了部队。有一百多个小学，除日寇盘据的几个据点外，都讲授抗日课本，把抗日的道理寓于文化之中：“马枪短、步枪长，打鬼子、都一样；儿童团、来站岗，查路条、抓汉奸；敌人少、跟他干，敌人多、跟他转，这就叫做游击战。”课文深入浅出，生动活泼，有利于对学生，进行民族教育、抗日教育、爱国主义教育，学习文化本领。还有：“红缨枪，红缨枪，拿起红缨枪，去打小东洋。”等等。
有了觉悟的少年儿童，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也是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他们年龄小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，他们出入每一个角落，到处都是监视敌人的眼睛。
四一年三月，一天早晨我和李云祥从赵家务，顺着县界沟来到高庄，爬过县界沟来到张双喜家，他家离敌人的岗楼不过一百米，我们进院后，张双喜说快进地堡，我们刚隐蔽好，他家就进来四个伪军，说：“是这家，就是这家进来两个人，没错。”问张双喜人到哪去了？快交出来。张双喜问：“什么人？”跟没事似的回答。伪军说：“我们刚看见的进来的两个人？”张双喜说：“是我带弟弟出去拉屎，这不才刚回来，你们就来了。”一个伪军说：“我在楼上一晃就看见两个人进了院子，没错就是这家。”张双喜说：“你只看见我们进来，没见我们出去，弟弟闹肚子一会还要出去哪。”伪军回去交差，我和云祥睡到天黑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。这年张双喜才十四、五岁。
四一年三月孔岫生接任县大队政委，带领三个中队，在八洋庄整训后，拿出实力最强的两个中队，二百四十人，补充到我十分区主力部队，自己带领一个中队一百二十人，住在前狄庄。这时形势开始紧张，我在叶庄开完区自卫队中队长以上干部会议，布置完了分散成小股武装，以应对日趋紧张的复杂局面，刚回到高庄，就看到，霸县、南孟的日伪军大批在高庄集结，看来敌人要有大的行动。这时有由我二区政府和区委研究，派进高庄青年保卫团的共产党员陈景谦，跑来对我说：“有三百多名日伪军紧急出动，去前狄庄包围我县大队总队。”我叫陈景谦快去找李桂森到前狄庄，给冯连振送信。
不一会，陈景谦、李桂森跑回来说，围村壕路口已被封锁，出不去了。看来非得冲出去不可，我拿起手枪，带了几颗手榴弹准备硬闯。正在这时，年仅十二岁的王小芳来到我家，找我两个妹妹，一看我着急的样子，问我：“大叔什么事这么着急？”我说：“闯出去送信。”她说：“你出去危险，交给我吧，我有办法。”她把信抢过去，藏好回到家中，赶出两只小山羊，快到路口时，猛打了几下鞭子，小羊脱疆而去，冲出封锁路口，小芳边喊边追，边哭边喊，站岗的日伪军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日本兵说：“小孩子的哭了的，快快的去赶羊。”小芳追赶着小羊已经跑出了好远，我远远的看着小芳冲出村外，平安没事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小芳一直跑了八里地，到了上岔河找到她爸爸王履君，情报迅速传递给了孔政委。
由于情报及时，县总队立即集合队伍，从高庄出发的三百多日伪军离前狄庄不到二里地，从昝岗出发的日伪军以从南面展开包围，从八洋庄出动的一百多名日伪军离的较远，这次选择了向南突围和敌人交了火，造成文书阴昌义负重伤，战士牺牲一人。折而向正北突围，前狄庄党员干部赵文镖为掩护县、区干部和县大队突围，和敌人滚到了一起，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，光荣牺牲。在此次突围中县大队政委孔岫生，保护着县委书记苏玉振，妇女主任徐亚南，农会主任蔡云斋等成功脱险。
四一年八月我回到高庄从事隐蔽工作，有三个贫苦人家的孩子经常在一起，王小芳（王桂芳）十二岁、马老僧（马怀恩）十三岁、张双喜十四岁，按学校老师讲的，要用智慧，侦探敌情，接送情报，掩护抗日干部，和敌人斗争。马老僧当起了小组长，一放学就和小芳一起到村西放羊，大窑地是接送情报的联络地点，越是敌情紧张，越是需要情报传递。进出村马老僧掩护，以到村外抱柴禾、打草、放羊为借口，把小芳送出。上岔河村西北角杨振明家，是给王小芳定的联络地点，高庄是小芳每天放羊的窑地，情报放在窑顶。情报传递，人员进出，多种渠道，多种方式，有时我两个妹妹也参加一起配合活动。
日本到白沟一带扫荡，被我区队打死两个日本小队长，拉到高庄火烧的。特务队尽干些伤天害理的勾当，抓了抗属李秉泉，交给了日本岗楼。小芳放学回家，路上看见特务队抓了李秉泉，马上告诉了我，杨小练跑来说：听翻译官说，明天准备杀了李秉泉给两个死去的日本小队长祭灵，辛亏两个孩子报信，徐振凯舍命说理斗争救抗属，高庄村避免了一次血案。
四二年春天，一天中午放学回家，马老僧、王小芳路上听三个伪军说：“叫高庄每月给南孟伪军送一千斤面、一千块钱，保长要不给就抓和他一起开小铺的，拿钱换人。”马上告诉了我叫我躲起来，徐振凯一听，叫来伪军小队长蔡润山喝酒，说明情况。一会王轩带着两个伪军进了屋，他一看我们正在喝酒，于是把蔡小队长叫出说：“南孟大队分派，高庄每月向南孟交一千元钱和一千斤面。”就听蔡队长说：“崔队长开会时讲好，高庄村住咱们一个中队，还有特务队，警察所，每天三、四百人吃饭，别处不能给了。”王轩说：“我们回去怎么交账呢？”蔡队长说：“你就说，徐保长可硬了，连日本人都怕徐保长。”听徐振凯喊：“老蔡快来喝酒，叫他们找日本人去。”王轩只好带着人走了回去交差。
一次我在小柏林庄，突然被敌人包围，我跑到周福信家，他家狗叫，引来伪军，驻这村伪军小队长贾玉堂，原是我二区区小队长，叛变投敌，我突围已晚。这时房东周福信的孩子说：“大叔别怕，我有办法。”叫我蹲在一个土坑里，上边盖上三捆秫秸，又在上边撒了些稀屎。十几个伪军进了院，问：“小孩有八路进来你院？”孩子说：“没看见，就听东边墙外有人跑了。”有的伪军在院内转了一圈，急忙向外边追去，孩子背起筐，跟出门外。看着敌人真的走了，回来说：“大叔出来吧，都走远了。”我出来说：“孩子，真有你的。”（未完待续）
